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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与“乡”要素流动的桥梁，是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基于2003-2022年县域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韧性状况，并通过耦合度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二者间耦合发展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韧性之间的耦合度处在极度耦合状态，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且处在较为完美的匹配状态；开放水平、经济结构、政府干预、生产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对二者间耦合度有显著影响，耦合度及驱动因素的作用效果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水平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发挥城乡融合发展与县域经济韧性间的耦合协调效应，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要关注县域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因地制宜规划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新模式，提高县域自主财政支配的灵活性，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赋能效应。
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起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和助力农业增收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东部地区。此外，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基于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尤其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水平，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有效衔接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通过筛选1978年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衔接的历史演变、现实困境及实践模式。研究从概念辨析入手，区分“小农”与“小农户”，并从理论视角阐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涵与功能。随后，通过对土地托管、农业共营制和联耕联种三种模式的案例分析，发现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密切关注小农户需求是实现两者衔接的关键。然而，当前衔接机制仍面临供需不匹配、高对接成本及规模经营主体挤压小农户等问题。基于此，提出设立服务规模化专项资金、赋予村委会更大自主权及统一政策导向的政策建议。
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利用江苏省2024年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对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目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主要是通过绿色生产价值感知参与和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意识参与促进了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认知在农户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和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小农户，农户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对规模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影响更为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户中参加产业组织的农户其影响效果要大于未参与产业组织的农户。据此，从提高农户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优化农业经营结构、加强农业环境政策和科学生产知识的宣传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从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具体实现形式，对于防止两极分化、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借助Ⅳ-2SLS、倾向得分匹配、分位数回归等模型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且主要通过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得性三个途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效果具有普惠性，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相对贫困指数较高的农户缓解作用更强；但较低的人口规模和地形的复杂度会削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作用。
边疆地区开放型农业是兴边富民的重要产业，然而目前尚未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引擎，且面临产品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资本吸引力有限、国际竞争力不足与生态压力等瓶颈。数据要素通过精准农业、智能化全链条管理、金融科技创新与生态监测等手段，可助力边疆农业丰富产品结构、强链延链、扩展融资渠道、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从而提升农产品和农业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推动边疆经济发展模式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探究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为加快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绿色转型、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参考。基于2011-2023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覆被数据，采用超效率SBM—GML模型以及STIRPAT模型考察其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淮河生态经济带碳汇量相对稳定，净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总体水平较低，空间上呈东南—西北方向分散、东北—西南方向集聚态势，方向性有所增强，GML指数呈“升—降—升”趋势，分解情况显示技术效率是GML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绿色技术进步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以旅游需求理论、感知价值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为指导，提炼出农耕文化研学旅行游客感知价值六个测量维度，同时借鉴Jackie感知价值—满意度—行为意向关系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合肥市三个以农耕文化为研学主题的农场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数据调研，运用Amos对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六个感知价值维度均对游客满意度以及行为意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感知价值既可以直接对游客行为意向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游客满意度间接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产品经济性效益、丰富旅行体验层次、优化农场视觉体验、完善农场基础设施、满足游客情感需求以及提升研学产品文化内涵等建议，从而提高游客满意度并促进其行为意向。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探索要素优势明显的城郊特色镇率先发展的典型路径，利于深入解读地方治理的基本逻辑。追踪南京市Z镇特色产业生态化发展解域诱因、空间重构到模式示范的过程，依据政策传递理论和场域生成论，借助“过程-情境”分析视角，阐释特色化生态产业场域构建的治理逻辑与培育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设计和流程追踪，整合行政规则和社会动员双重行动机制，精准捕捉政策机遇，实施土地置换与资源整合策略，成功实现了从“解域”到“再建域”的场域重构。地方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需以制度创新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载体，契合地方整体治理和政策创新的政治目标，迎合“有效”与“合法”双重逻辑，运用调适策略构建稳定的政策共生机制，推动区域性集体行动的达成，实现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此外，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区域特色发展背后政策运行的现实策略和地方治理机制的建构特征，完善了城郊镇特色生态产业发展地方治理场域建构的过程性理论研究。
延循“实践—理论”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案例描述、机理分析、范式解读、逻辑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构建关系式动员的概念。构建关系式动员，既需要压力条件也需要可行性条件，它包括科层资源、社会资源、权威资源的关系化运作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互相支持最终促成了村干部与村民的“自己人”关系。“自己人”关系是学界当前三种治理范式之外的新变量，是村庄公事转变成了自家私事的突破点，是破解动员困境的关键。本质上，构建关系式动员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转型的产物，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是基层干部创新能力和担当精神的反映，是中国之治的重要范式。构建关系式动员的积极性十分突出，但也存在治理风险，应通过对其调适，平衡基层治理的法度与温度。
基于黔东南B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婚姻稳定正成为影响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婚姻市场的结构性挤压、地方文化的弱伦理约束、代际合力的低质量支持导致农村青年无法在城市实现婚姻缔结，也难以在城市中维系婚姻稳定，反向流动成为他们在价值驱动和婚姻危机影响下的策略性选择。研究表明，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有助于维系婚姻稳定。农村为青年家庭提供了回避压力和夫妻合作的空间，有助于提高婚姻关系质量，建立情感共同体，同时，地方社会的保护性结构对青年家庭的吸纳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婚姻关系。婚姻稳定导向下的反向流动能够保障农村青年家庭的延续，却使其丧失了家庭跃升的机会，推动了底层社会再生产，因此，如何破解底层社会困局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构，实现人的本质价值的回归。作为相对弱势群体，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可持续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人民主体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农村残疾人因生理障碍导致可行能力不足而处于相对弱势，是“弱有所扶”的关键群体。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表明，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生成于内在需求、实际获得、主观体验和现实行为的四维互动机制。农村残疾人的纵向获得感呈现提升态势；但横向获得感则由于基本资源保障不足、缺乏资源转化能力等原因相对偏弱。在实践中可通过产业带动就业、健全治理体系、加大资源倾斜，培养农村残疾人的就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与资源运转能力，稳步提升他们的总体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