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此处输入您所研究的或者喜欢的相关领域的关键词，cnki将为您推荐最符合您要求的文章供您参考研究！
<正>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重点，擘画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专章部署。新时期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坚持走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对此，本专题聚焦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点任务与实现路径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在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日益面临政策目标多元化、工具适应性不足、执行协调复杂化以及外部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实现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提高政策体系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成为当前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在系统梳理新时期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演变路径、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政策调整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应改革思路与优化建议：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目标体系，推动多元目标兼容适配；创新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工具设计，增强精准适配调控能力；构建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协同机制，提升跨级系统治理能力；推进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绿色转型，拓展生态友好发展路径；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配套体系，提升制度保障与绩效导向。
建立粮食主销区向主产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主产区“粮财倒挂”困境，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在梳理构建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深刻剖析横向利益补偿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失衡与补偿标准难以量化、区域发展权博弈与种粮补偿责任分担矛盾、制度供给不足与监管评估体系薄弱、补偿机制弹性缺乏与长效运行机制缺位等难题。基于此提出建立多维补偿标准量化体系、明确责任分担与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和完善制度供给与法律保障等政策建议。以期更好推进粮食主产区高质量发展，共促粮食安全保障。
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超大规模人口国家这一特殊国情，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以推动农村绿色低碳转型为特色，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在多个层面协同发力：通过科技突破自然资源约束，创新机制激发农民种粮动力，发展基础设施和乡村产业推动农村绿色转型，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同时，还应汲取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向世界尤其是其他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展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作为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质量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动能。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但在实践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仍存在资源配置亟待优化、多元主体能力不足、利益联结较为松散、内部治理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现阶段的发展成效，阻碍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质量提升。为此，应以新质生产力助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主体能力、强化利益联结和完善内部治理，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质量发展。
东西部协作作为一项长期性制度安排，不仅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行国内大循环战略、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在厘清东西部协作和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东西部协作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理论机制。然而，东西部协作尚存在协作机制不完善、产业合作层次不高、人才支持力度不足、观念转变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完善协作机制、深化产业合作、强化人才支撑、促进观念转变四个方面提出了东西部协作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优化路径。
发展合作经济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效方式。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农民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分布不断优化、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效，但也面临外部竞争加剧、组织运营有待规范和农民参与合作经营的能动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合作社的发展与城乡关系演进密切相关，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加快流动和交换，给合作社发展带来机遇。为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出要加强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保障、提升合作社的运营水平、鼓励和促进农民参与合作经营。
<正>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简称为“和美乡村”），这是党中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战略部署。2022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指出建设和美乡村“要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为健全农民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推进机制提供了政策遵循。2025年1月，《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主要原则予以明确强调。同年4月，《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确立农民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护的全流程机制。《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则对全过程、全环节推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进行系统部署，为农民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制度保障。
村级妇联组织是将农村妇女带入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组织，激活农村妇女治理参与度的关键是培育农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包含意识主体性、行动主体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四个维度。意识主体性体现为农民对自身权益与角色地位的认知觉醒；行动主体性表现为农民主动参与各类乡村建设活动；公共主体性反映在农民积极投身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发展主体性则彰显于农民对乡村长远发展的主动谋划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协商动员、模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来重塑农民主体性。增强群众性是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基本前提，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在于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中把农民带进治理场域。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关键要素，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具体治理实践塑造农民主体性。
农文旅融合发展促使乡村旅游成为乡村发展新的着力点，大量重复化建设和同质化景观使得乡村旅游开发面临着景观化的桎梏，而袁家村通过乡村旅游景观的生产与乡村意象的构建解构并重建了上述“景观社会”。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的启发下，通过剖析陕西省袁家村这一典型案例，探讨了袁家村如何在“制造景观”的过程中实现了乡村意象的构建。结果表明：旅游型村庄首先面临着空间实践的转向，从传统农业村到旅游型村庄的转变，需要建构多维乡村意象以提供旅游资源与情感共鸣；袁家村通过物质景观生产、文化意象表征和社会空间重构实现了乡村意象的全过程构建，呈现出了空间表征；乡村意象的建构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在地方性要素的基础上，主体和客体共同的主体性行动构建了权力-资本博弈下动态平衡的公共性空间，从而呈现出一种表征性的景观空间。通过以上阐述，以期为类似村庄探索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新的视角和洞见。
“千万工程”是浙江省域层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活例证和生动缩影，其蕴含着丰富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对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和方法论导引。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紧扣生活品质提升、产业振兴奠基、文化基因熔铸三大系统支撑点，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迈向美丽经济、美丽生态和美好生活互嵌融合的乡村文明新形态。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建立价值共识的可持续转化机制，助力农村基层赋权增能，以多元协作汇聚强大合力、打造“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乡村发展共同体，为绘就景美人和业兴共富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彰显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奠定基础。
当前，在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进程中，乡村治理与农民主体性建设是互促共赢的关系：乡村治理为农民积极参与乡村事务提供了公共领域，农民主体性建设为乡村治理赋能增效。在“三治合一”推进乡村治理良序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乡村治理历史基础的德治和作为乡村治理开拓保障的法治，在共同支撑乡村治理的自治过程中，都需要农民主体性建设作为基本引擎和内生动力。因此，亟需寻求农民自觉遵守新时代社会道德规范的“新动力”，重构农民道德主体性；塑造农民法治思维、培育农民法治精神、树立农民法治理念，构建农民法治主体性；实现行政与自治的有机统一，避免行政越位与行政包办，重建农民自治主体性。只有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建设，才能为乡村治理赋能增效，切实推动乡村治理振兴。
厘清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进行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与市场中心距离的远近，形成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以中西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远，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弱，对低龄老人的养老支持较弱，但因有家庭劳动力在村务工，能够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以东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近，农民家庭形成“以工为主”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强，老年人有较为充足的养老经济资源，但因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高、时间灵活性弱，难以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低龄老人的自养之困，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龄老人的照料之困，是不同地区老年人养老的突出困境。因此，不同地区农村应针对不同的老年人养老困境，构建村社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和多层级市场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能力。
随着乡村治理转型，村干部女性化现象越发凸显，妇女村干部的数量比例与岗位重要性正不断增加。以回村育儿年轻妈妈为主的年轻型女副职、长期留守在村的年长型女副职与其中精英女性所代表的年轻型女主职构成了妇女村干部的主要类型，其工作特点既包含女性特性的细心耐心、柔性韧性与情感细腻，也具有所属岗位行政工作及群众工作的不同偏向。基于国家、社会与家庭的三维耦合分析框架，治理现代化需求与家庭发展目标“工作家庭两相顾”的策略性耦合，为村庄女性提供了入职村委的制度生活基础；行政规范要求与生活治理转型“行政自治共推进”的需求性耦合，是村庄女性能够承担村委工作的岗位保证；村庄组织建设与女性个体价值“组织发展两实现”的发展性耦合，是村庄女性持续性承担村委工作获取工作意义的价值升华。以常人治村为特征的村干部女性化有助于构建稳定型乡村治理结构、规范化村级治理与回应型村庄服务，提升农村女性公共参与的同时仍需要激发村社活力，推进多元共治。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