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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协同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然而，实践中“三化”相互割裂、效能抵消的困境普遍存在。既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探讨，缺乏对“三化”在乡村产业特定情境下互动机理与障碍根源的系统性解构。为此，融合技术赋能、资源编排与复杂系统理论，构建“技术赋能驱动—资源价值重构—系统协同演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基于对惠农网农产品电商行情大数据的深入分析，深入揭示乡村产业“三化”协同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智能化作为赋能引擎，通过数据整合与规则重构，为协同提供技术基底；第二，绿色化在市场和制度双重压力下，通过信号引导与价值内部化，设定发展方向；第三，融合化借由对数据资源的动态编排，实现价值的非线性创造与系统涌现。研究进一步揭示，系统面临赋能链条断层、信号响应迟滞、数据反馈脱节等深层阻滞，其根源在于“三化”子系统间的“耦合失灵”。据此，提出构建适配性技术赋能中介、创新数据驱动的敏捷编排机制、实施基于复杂系统思维的协同治理等纾解路径。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乡村产业系统性变革提供了整合性理论视角，也为通过“三化”协同发展乡村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实践指引。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基于对山东Y村中药材产业的实地考察，通过建构“主体—能力—效益”分析框架，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民以家庭经营形式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充分调动熟人社会的内生资源，以抱团发展的形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在村庄范围内形成横向聚集、纵向体系的乡村特色产业组织形态。而且，基层组织供给公共服务、链接国家资源、维护产业秩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和正规化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历村庄—市场双重分工过程，农民家庭在紧密分工过程中建立利益耦合机制，他们在经营内容与利益取向上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构成经营共同体，强化村庄共同体意识。研究表明，发挥农民主体性与能动性，支持农民家庭经营，有助于激发村庄活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共同富裕在目标指向和利益分配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旨在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制度、管理、经营、服务、治理等层面保障农民生存权益、守护农民财产权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民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助力着集体增收、农民富裕的目标实现。然而农村资源整合难度大、农村生产要素缺乏、外部支持落地困难、农民思想行为滞后等发展现状，掣肘着经济规模效应的有效发挥，制约着优势产业的培育壮大，阻滞着集体经济的活力释放，影响着集体经济的过程推进。这就需要从建立系统化联动整合机制、强化政策优惠与扶持力度、完善审批流程与需求对接、加强思想引导与技能培训等方面发力，以此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
以政策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加快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重要手段，却暗含对市场机制的潜在扭曲。基于2021年农业社会化服务监测服务主体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对耕整地服务价格的影响，并考察项目参与、地块特征与作物特征的异质性。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显著降低试点县耕整地服务价格，且对参与项目主体的服务降价作用更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地块特征和作物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以碎片化土地和非粮作物为对象的耕整地服务，项目对以连片化土地和粮食作物为对象的耕整地服务的降价作用更为明显，展现出项目对不同市场发育程度服务市场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说明，以耕整地服务为对象的支持政策可以起到降低服务价格、增加服务购买主体收益并推动服务规模经营发展的效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积极成效来自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在决定是否采用此类政策时，仍需保持审慎。
在推动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就业的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提供新路径。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其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中介效应与群体异质性角度探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尤以改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最为突出；对中等就业质量群体的影响最大，对低质量群体效果有限；机制上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抑制被动创业发挥间接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提供实证支持，并为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借鉴。
推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已有研究多在全国或省际层面揭示两者的互动关系，但缺乏对省域内部差异的系统检验。选取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案例，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及空间差异，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采用熵值法构建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刻画互动关系，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Moran's I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系统分析省域内部的时空演化特征。2004—2023年，辽宁省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失调走向协调，部分县域达到中级或良好协调水平。区域差异总体收敛，但近年来内部差异和超变动密度贡献上升。空间上呈现由弱到强再趋减弱的集聚效应，高水平邻域强化高值锁定，低水平邻域加剧低位陷阱。辽宁案例表明，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在地级市尺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潜力与空间异质性。该分析框架方法具有可复制性，可为其他省份开展类似研究提供思路和比较参照。
利用安徽省9个试点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宅基地利用、闲置宅基地政策认知及治理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多数村民持有宅基地归私人所有的观念，农民对宅基地产权的认知差异较大；以季节性闲置和长期闲置为参照，研究区域宅基地闲置率为11.9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闲置宅基地治理意愿总体较高，但不同地区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东至县最高，金寨县则最低；多数愿意参与治理的农户选择宅基地流转模式，选择宅基地退出模式的农户较少，多数不愿参与治理的农户主要是受农村社会价值观念和居住习惯的影响。鉴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强宅基地相关政策宣传、按照村庄类型采取差异化的治理路径以及保障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等政策建议，以期为安徽省试点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开展闲置宅基地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如何协调政府与企业关系，是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关键议题。借助“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理论，通过对山西X县西瓜产业的案例分析，构建“认知—行动—规则”的分析框架，揭示“私有品牌公共化”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在这一模式中，地方政府以优势私有品牌为基础，将分散的私有品牌资源整合为公共品牌资产，实现公私品牌的“双强”发展。首先，品牌化发展共识的达成使政企双方能够相向而行；其次，异质性资源的系统整合推动政府投入与企业行动的协同互补；最后，产业协会等半官方组织构建的规则体系能将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规则认同，并实现品牌价值扩散。相比政府单独主导的品牌建设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市场主体品牌维护的内生动力，形成多主体共建共享的品牌生态系统，避免品牌建设的有名无实，为农业产业的品牌化升级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本研究以山西中部的“分裂型”村庄义庄村为例，探讨传统文化资源如何通过符号生产、规则嵌套与技术赋能三重机制实现文化网络再生产，激活乡村有效治理。研究发现：符号生产机制方面，保护型经纪人通过重构文化符号，将宗族记忆转化为公共认同，为村庄治理提供文化合法性；规则嵌套机制方面，将情感性规范与现代管理制度相融合，在维系传统道德权威的同时提升治理效能；技术赋能机制方面，依托数字媒介打破时空限制，使不在村的村民实现“脱域参与”，技术经纪人通过线上协商调和宗法观念与现代价值的冲突。研究表明，“分裂型”村庄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外部资源输入，更需激活本土文化网络的治理潜能，从而重新联结分裂个体实现有效乡村治理。
探讨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经验证据。运用CLDS数据库，以村主任的教育个体特征和履历个体特征分别作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指标，实证探讨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从创业动机看，村主任治理能力对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生存型创业贡献更大；从创业雇工情况看，村主任治理能力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村家庭的自雇型创业，且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雇主型创业，但对雇主型创业而言，村主任学历和企业管理经历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任职年限的正向作用不显著。此外，村主任治理能力可通过促进村庄非农产业发展、村庄公共品供给和村庄农地转出的作用路径提升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重视村干部经济治理能力，完善村干部选拔培育机制，有助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伴随着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也呈现出汇款形式多样化但汇款意愿降低的新特征。基于国际迁移人口汇款行为的经典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选择。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四座城市的实地调查，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交互的视角，构建一个更为贴切的本土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除了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共同保险三类经典动机之外，感恩回馈、预防性储蓄与随迁支持也是中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常见的汇款动因。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推出面向进城务工者的汇款软件、继续推进县域发展与“就地城镇化”等四项政策建议。
中国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肩负着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核心使命。本研究基于乡村人才类别划分，系统梳理当前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图景，结合全国典型案例总结各类人才培育机制的特征与模式。我国乡村人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但整体呈现稳步发展态势。各类人才培育机制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生产经营人才依托政校企协同的系统性培育，二三产业人才注重创新融合驱动的在地化培育，公共服务人才强调赋能优化的全链条式培育，治理人才依赖双向联动的协同式培育，科技人才则突出地方实践引领的制度化培育。加强系统性制度建设、完善协同机制与标准体系、实施精准分类培养策略，有助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发展。
<正>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伦理与治理智慧的体现。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是如何划分和产生的？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表现与原因是什么？如何优化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这些都成为研究者、实践者和参与者亟需探讨的研究议题。202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沈费伟老师的《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研究》。该书立足于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社会福祉为旨归，关注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兼具理论建树与实际应用价值。
<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于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质量以及增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豆书龙出版的《托管之困：中国特色土地托管困境及其治理》则回应了这一深刻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