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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明确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包含生产要素创新性转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生产组织创新等多层意涵。不同于自发型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提出通过跨域传递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地区转移，推动生产力优化配置。以上海为例，其作为我国创新高地，农业生产力呈现指数级增长，并朝着绿色集约方向发展。但域内耕地减少和成本上涨，导致近年来总体生产能力和产值下滑，域内发展空间不足，使得农业生产力向域外转移。其中，苏北农场是承接上海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基地，通过接受上海的多轮生产力转移，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并迈向区域经济高水平合作阶段。生产力形态则体现为从传统生产力的激活与重建，到农业转型升级、先进生产力培育，再到新质生产力区域扩散的变迁。苏北农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经验，对我国促进生产力跨区域配置、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域外农业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数字乡村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蕴含数字技术与创新动力的生产力新质态，更是饱含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和人文经济色彩，能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本积累、劳动力等要素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到现实社会，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成败深受农村市场发展成熟程度、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村创新技术、农业经营制度、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等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通过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熟市场、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建设、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制度、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等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从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中国乡土大地上描绘一幅饱含人文色彩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图景。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符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闽赣黔三省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是“两山”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功体现，利用熵值法与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各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再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闽赣黔三省所辖市域城市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可支配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农业新质生产力包含的新知识与新思想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区域农民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3）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显著增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增收效应。
如何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是当今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质态，它以创新为核心，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基于此，论文构建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从价值引领层面，新质生产力自身所体现的科技、高效和优质的属性能够确定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回答实现什么样的乡村振兴。从赋能途径层面，新质生产力主要是通过技术嵌入、要素配置和产业升级为乡村振兴赋能，回答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从基本内容层面，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作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抓手，回答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面向未来，培育农村新质生产力并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深化农村改革是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推动技术创新是发展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加快产业升级是发展乡村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擘画新的发展方向。理论上，新质生产力是农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内核，可以基于生产要素关系赋能农业数字化。国际实践来看，制度设计下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系统的生产要素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农业数字化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以国情为本，培育符合发展需要的新质劳动力、重构新质劳动对象及升级新质劳动资料是农业数字化的关键突破点。基于此，我国在发展农业数字化过程中可从制度设计、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基建投入方面发力：以部门联合研发机制构建农业数字化创新生态中心；以人才多层储备机制构建农业数字化人才开发中心；以产业互联生态系统构建农业大数据根服务中心；以产业硬件支持系统构建农业数字化综合服务中心。
当前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撂荒地治理，目标是实现撂荒地恢复耕种并能产出粮食。中西部山区农村劳动力进入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老人农业、留守农业解体以及土地自发流转秩序解体，带来“无人种地”难题，需要村社集体介入重构农业经营秩序。村社集体基于土地所有权主体角色，借助农业生产条件改善、适度规模经营以及生产成本内部化，具备了经营农业的相对优势，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村社集体介入到农业经营，既实现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又有利于村社集体统筹功能的发挥。在解决好公共品供给、提高机械化水平后，村社集体具备重新吸纳小农户进入农业经营体系的条件。
国家项目下乡为中西部地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市场经营思路下，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利用项目资源进入产业市场、政策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了产业建设型、工程投资型和企业入股型三种项目实践类型。但在集体与市场的具体互动过程中，三类项目分别遭遇了边缘性产业结构、选择性政策分配和负担性社会成本的结构约束，形成集体经济的经营劣势，造成资源耗散困境。实践表明，应改变“市场中的集体”视角，以“国家中的集体”视角重新定位新型集体经济，发挥集体制度优越性，促进国家项目资源与村庄公共需求的有效对接，为农民进入市场提供服务保障，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和组织基础。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意味着要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层面保障粮食安全。在粮食种植面积处于历史高位水平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大面积提升粮食单产在提升粮食产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关键作用，并加强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政策层面提出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主要包括安全逻辑、经济逻辑和科技逻辑三个层面，即安全层面有需求，经济层面有价值，科技层面可实现。当前制约大面积提升粮食单产的重要因素包括耕地质量等级偏低和退化问题严峻、良种开发和普及有待提升、促进粮食单产的技术支撑仍显不足、先进农机需加大推广力度、激励粮食增产的政策体系五个方面。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是提升粮食产能的关键所在，鉴于现实中存在的制约因素，要充分激发“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在提升粮食单产中的积极作用，通过“五良”结合来实现粮食单产的大幅提升，助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深刻阐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发展目标与表现以及总体要求；体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石、以五大科学思维作为思维指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重大任务；凸显了深刻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还为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更是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村级统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对农业生产的正向效应已经被学界所证实，但该效应能否辐射至乡村治理领域仍需进一步考证。通过对安徽省21个县区的实地调研，以多中心治理、合约治理和制度信任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村级统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而且能够通过农户和农业生产服务组织双向组织化、制度信任机制强化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如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动员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议题。村级组织在农民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村级组织通过政策强化执行的方式激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政策强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就政策原有的执行方式和内容进行强化变通，使其更符合政策目标群体的实际需求，从而达到更好的政策实施效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强化政策宣传以营造全民参与氛围，强化政策内容适配度以提高农民参与意愿，强化农民权益保障以提高农民参与能力。村级组织对政策的强化执行是村级组织能动性、村庄社会公共性和整治任务政治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社会基础的差异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村治模式呈现多样化。论文尝试从乡村社会的组织认同单元、经济发展差异、地域民族文化三个维度构建多样化的村治模式。南方乡村社会以宗族组织为认同行动单元，构成紧密型的宗族组织治理模式，北方乡村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行动单元，偏于松散型的组织治理；经济发展是以市场契约为前提的，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应偏于契约治理，欠发达地区则更偏重于熟人关系治理。地域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元。总之，不同地区的村治模式需要结合乡村本土特征，赋予治理一定的灵活性和社会弹性空间，以此为基构建差异性村治模式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