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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本文以新时代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为主线，尝试全面、系统从阐述这条道路的理论逻辑，首先，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核心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这条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新时代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理念、方法与机制引领；守牢“两条底线”，着力“三个提升”（提升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促进融合发展，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有机构成这条道路的关键路径；外在帮扶动力的凝聚，地区和群众内生动力培育，乡村振兴动力活力的激发，共同构建走好新时代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的动力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体现在始终加强党对“三农”农村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管农村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要求，为新时代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体系保障。本文对于从思想上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行动上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路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指向。现阶段，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仍面临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农业制度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农业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型、农业人才支撑不够六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因此，亟需探索“六条路径”，即“科技创新之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改革发展之路”：优化完善农业制度体系；“产业振兴之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数字赋能之路”：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之路”：加快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人才培育之路”：积极培育壮大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释放重农兴农的信号，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为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尚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量大质弱等显著缺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仅依靠传统生产力难以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方向，以高效能、高质量和高科技为基本特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质态，也是突破我国农业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联系，聚焦新质生产力如何以高科技重塑农业生产关系、以高效能涵育农业新业态模式、以高质量为农业注入转化动能，尝试构建出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即强化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加快发展生态循环低碳农业，推动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引领农业科技力量协同，突破粮食生产周期关键技术瓶颈；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健全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抓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实现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目标的核心突破点。场景驱动创新理论充分梳理了数字经济时代下场景驱动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逻辑，但尚未探讨场景创新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进路。从理论逻辑来看，场景创新之所以能够牵引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颠覆性技术快速产业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农业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方面来实现。从实践路径来看，需要在场景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战略攻坚方向，主动策划高价值、创新性、前瞻性的重大场景项目，并制定金融服务、土地、空域管理等配套制度规则。
揭示数字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对新时代促进数字金融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23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资源配置视角下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东部地区以及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门槛效应揭示了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金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单门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在数字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据此，要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促进数字金融的普及与深化，尽早突破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阈值，对农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赋予农业新的内涵，为解决农业固本问题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思路。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以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本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与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资源禀赋有关。第四，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即随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数字经济对其影响先逐步减小，但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这种影响又逐步增大。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载体，其转型过程深受社会网络嵌入机制的影响。研究基于网络嵌入理论，运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方法，系统探究农民合作社数字化转型的网络演化特征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萌芽阶段依赖同伴示范效应的强关系；实施阶段依托政府、技术公司与金融机构构成的纵向弱关系网络；持续阶段则以消费者强关系共同构建“信任-价值”闭环。强关系提供信任基础与隐性知识传递，降低转型风险，弱关系桥接异质性资源突破内生约束，二者协同形成“认知解锁—资源整合—价值实现”的动力链条。合作社网络结构从单一网络向多主体协同演进，显著提升资源获取效率与制度合法性。
把握场景驱动新范式，持续培育农业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是推动实现农业强国宏伟目标的关键。为此对中国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创新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揭示场景驱动农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逻辑与机制。研究发现：场景驱动范式遵循场景痛点锚定驱动生成、场景验证耦合驱动孵化、场景方案供给驱动产业化和场景生态构建驱动再生四阶段的基本逻辑；场景驱动农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包括需求驱动机制、技术验证评估机制、协同创新机制和重大专项递进发展机制。最后，提出畅通场景驱动农业颠覆性技术创新流程的适配政策，以共创共赢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培育重大农业科技创新，为实现农业强国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储蓄动能。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接入、数字金融应用能力、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四个维度框架对农户数字金融素养进行度量；并构建Probit模型就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素养每提升1单位能使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显著下降13.4%；从作用机制看，数字金融素养具备家庭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创收效应以及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从而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此外，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对于中西部地区、财富水平较高以及劳动力占比高的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加大农户数字金融素养教育力度，提升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农户增收以及风险应对的优化引导作用，并根据地区、农户特征差异制定差异化策略，保证最大化地发挥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健康的促进作用。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视角，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输出与农村社会系统整体结构进行勾连，通过对百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演变历程勾勒，探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的动力。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受到农村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结构状态的影响，先后经历从组织动员、社会统合、枢纽互动、引领协调向统筹领导的演变。宏观制度环境的嬗变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系统内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改变了农村社会系统内部治理主体间的结构状态。在此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自我革新的环境适应性动力、落实党和国家农村工作任务的目标达成性动力、聚合与领导农村治理力量的主体整合性动力、维护与实现人民利益诉求的理念维持性动力影响，主动进行系统结构位置的调整，进而转变其组织功能，推动系统内部结构状态的有序化，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大规模存量提质增效阶段，面临人口结构变革、农旅产业融合等多重挑战，“候鸟型”社区如何主动适应变化实现有效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中部地区一个发展农旅产业的“候鸟型”社区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揭示政党培育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表明：党建引领通过价值整合、主体联结、制度供给的治理逻辑，促进了社区中网络关系、信任和规范等社会资本要素培育，破除“候鸟型”社区外来人口倒挂等治理困境，实现了“社区治理效能提升-反哺农旅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一研究既证明了政党培育社会的有效路径，又为破解农旅产业发展中的社区融入共性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在乡村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村级组织如何在体制刚性化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双重结构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制度性位置，其生成逻辑和调适机制亟待理论回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基层政权中正式组织的实践逻辑和调适过程，忽视了在法律意义上被定义为自治组织的村级组织是如何应对多元治理事物的实践机制，因此本文在简约治理的理论内涵基础上提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探讨村级组织的调适机制及其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村级组织通过事物属性识别将村庄事物划分为三种类型，在资源优化配置和主体分工处理的基础上对其施行分类治理，党组织在乡村社会设立党支部为村级组织分类治理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党支部统合下，重点中心性事物以党委统合治理机制、常规行政性事物以程序执行治理机制、村庄内生性事物以关系嵌入治理机制实现分类治理，而分类治理的前提是制度赋权所预留的弹性空间，该空间使得村级治理主体能够保持主体性和灵活性。分类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体制保持活力的基本逻辑，该治理逻辑超越了西方语境下的国家—社会二元分割、互相对立的实践样态，建构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互融共生、相濡以沫的治理新格局。
<正>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驾驭这一力量以推动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侯冠宇博士的《数字经济赋能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在开篇便将数字经济置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从“天下为公”，到“南方谈话”再到《摆脱贫困》中“用发展解决问题”的实践智慧，以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著作指出，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经济目标组合，而是中华文明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数字时代的有机融合。
<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是记录、描述和阐释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核心符号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与改革智慧。吕越颖博士在《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及其建构研究》一书中,集中关注了这种独特的话语现象,构建一个理解改革话语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理性框架,并将其作为理解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向度。书中,作者首次总结了改革话语的丰富谱系,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对改革话语进行意义建构和价值塑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建构具有“名实互促”的特征,展现了兼具时代哲思和理论活力的话语研究旨趣。